宋任穷（1909年7月11日-2005年1月8日），原名宋韵琴，又名宋绍梧。湖南省浏阳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宋任穷同志，1909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浏阳县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区党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区特支书记。他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组织带领农民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减租、减息、减押，在斗争中接受革命的洗礼和锻炼
　　
　　大革命时期
　　
　　1927年“马日事变”后，宋任穷同志任浏阳县工农义勇军第四团第二中队党代表，参加了秋钟月林和宋任穷
　　
　　收起义。三湾改编后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任连党代表，在红军中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发展党员。1928年冬，敌人重兵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随红五军团转移被打散后，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历尽千辛万苦，重新找到红军。先后任红四军第三纵队连政治委员、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零四团政委、四十四师一三零团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斗争。“宁都暴动”后，任红五军团三十八师政委、十三师政委、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激战土城、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等战斗中，他和陈赓同志率红军干部团为掩护中央军委英勇作战。1935年5月，他率部日夜兼程160里，抢占金沙江重要渡口皎平渡，消灭驻守敌人，掩护红一方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为实施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同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干部团先后改编成红军学校特科团、随营学校、红军学校，他任政治委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二十八军政委，同军长刘志丹同志一起率部英勇作战，重创敌人，打通了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的联系，为红军主力东征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刘志丹同志牺牲后，他任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负责接待失散归来的西路军官兵。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任穷同志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3月，率骑兵团和一个独立支队开国上将宋任穷
　　
　　开国上将宋任穷图册
　　
　　奔赴冀南，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历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政委，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他参与指挥东进纵队南征北战，摧毁敌伪组织，扩大武装力量，先后收复了广宗、平乡、永年、肥乡等10余座县城，给不可一世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6月，他全面担负起领导冀南区抗战的重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积极贯彻一二九师首长提出的在平原建立“人山”的思想，广泛发动军民展开挖道沟、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百团大战”中，他率部捣毁敌人正在修筑的德西铁路（东段）以及在冀南区修筑的公路，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指挥部队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进犯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逐出冀南，冀南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冀南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率领机关干部深入群众，积极组织生产自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极大地鼓舞了冀南抗日军民的士气。他领导的冀南地区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师的表扬。1943年后，历任平原军区司令员、代理政委，平原分局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期间，他积极贯彻党中央“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组织抗日军民向敌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收复了广大沦陷区，解放了邯郸重镇，使太行、冀鲁豫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八年抗战中，他作为冀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冀南军民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宋任穷同志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局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1949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军区政委。他带领安徽人民组织数十万民工日夜赶送军粮，筹集渡江船只，支援渡江战役。同年4月，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协助刘伯承同志进行接管工作。同年6月，为进军西南作准备，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议，成立了以他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10月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经河南、湖南，挺进大西南。
　　
　　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宋任穷同志舍生忘死，南征北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新中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任穷同志任二野四兵团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军区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他与省委的同志们一道认真贯彻党中央针对云南实际提出的方针，严格执行各项政策，清除匪患，医治战争创伤，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宗教信仰，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局势，使云南出现了党、政、军、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各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1952年7月，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认真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宋任穷同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他协助罗荣桓同志主持军委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在选调优秀干部建立和充实解放军各总部和军、兵种机关，组建各类军事院校，安排大批干部转业复员支援国家建设，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干部管理法规，特别是在建立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军干部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6年11月，宋任穷同志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大规模建设时期的主要领导者。他团结部党组成员，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原子能事业发展方针和规划，组建原子能事业领导机构，选拔使用大批优秀干部、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为原子能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经常深入到地质队、矿山、建设工地和研究所，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全面推进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他坚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重视建立中国自己的核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开展科研工作，培养科技人才，为我国核工业平稳有序地实现全面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国防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9月，宋任穷同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在东北局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及对东北局“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的指示，率领东北三省省委，努力工作，精心组织，周密筹划，恢复生产，渡过难关。在全国各项重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他受周恩来同志委托亲赴鞍钢，多次组织保钢夺煤会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支援全国的任务。他注重调查研究，每年以大量精力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遍了东北三省一百多个县。他十分注重抓典型，善于运用典型经验指导工作。他积极支持和推动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积极推广大庆油田经验，努力支援“三线”建设。他高度重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必须坚持正面教育和群众自我教育。在他的领导下，东北三省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到1965年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局面。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穷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对党的信念毫不动摇，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
　　
　　改革开放
　　
　　1977年10月，宋任穷同志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部党组成员，制定了全盘工作安排和部署。深入揭批“四人帮”，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大胆平反冤假错案，最广泛地团结干部群众，同时狠抓恢复科研生产秩序，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落实科技干部政策，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逐步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团结，使七机部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1978年12月，宋任穷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责任心，把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组织战线贯彻全会精神的首要和紧迫任务之一。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制定了数十个有关政策规定的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后贯彻执行。他日夜操劳，接待听取了许多受迫害干部的申诉和干部群众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建议，亲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和复查结论。到1982年底，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230万名干部的复查平反工作，并对涉及120多万人的历史错误结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复查，作了正确的处理。特别是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使用，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完成党的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决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选拔一大批符合“四化”方针的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在党的建设、干部培训、老干部工作、知识分子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宋任穷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除了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继续负责组织干部方面的领导工作。
　　
　　1985年6月，宋任穷同志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与王震同志联名向党中央提出申请，主动要求退出第一线。1985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其间，他坚决贯彻邓小平、陈云同志对中顾委工作的指示，全力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为委员们正确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作用，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积极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处理了一些重要问题。他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关心和帮助老、少、边、穷地区。他完全拥护党中央关于由顾问制过渡到退休制的决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头落实党中央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
　　
　　党的十四大以后，宋任穷同志仍然关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兴旺发达和完全统一寄予厚望。他在同病魔顽强抗争的时候，仍念念不忘党和国家大事，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